2020-10-13
劉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理解劉鶴的經濟思想，對我們預判未來中國經濟政策導向有莫大意義。
面對國際國內複雜多變的環境，中國經濟將何去何從？
為此，我們選取太平洋證券宏觀團隊對劉鶴68篇學術論文及23次公開講話的分析，以期從決策層的角度，觀察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
中國經濟存在著結構性問題
早在90年代，劉鶴就認識到中國經濟存在著結構性問題。所謂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在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的不匹配上。
他指出，在改革開放之初的80年代，“面對潛力巨大的溫飽型國內市場，在重工業生產加工能力和農業基礎設施雄厚，而農業和消費品工業相對萎縮的條件下，中國開始了結構轉換，資源配置方向擺脫了舊的積累模式，向農業和消費品工業傾斜，同時，資源配置機制大膽地使用了市場手段，結構轉換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實績。
農業豐收和居民收入提高，從供求兩方面拉動著消費品工業的快速增長，後者又導致潛力巨大但長期缺乏市場的重工業走出穀底。以滿足溫飽型消費需求為主導，以中低檔工業製成品為最終產品的產業良性迴圈開始輪動。”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產業良性迴圈並未能長久地沿續下去。主要原因是：巨大的生產潛能使中低檔主導產品具有相對無限供給的條件，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使國內低檔產品市場相對迅速飽和。
在這種情況下，低檔加工製成品雖然仍存在巨大的需求，但已喪失其主導地位，消費需求的偏好己經轉向新的主導產品，包括產業關聯鏈條長、技術密集的耐用消費品、新的交通通訊設備和新的服務。”“正是這種結構性的偏差，把國際貿易推到至關重要的地位。”
結構性問題持續地困擾著中國的發展品質和發展的持續性，劉鶴清楚地認識到，“結構不合理和調整結構是任何經濟的永恆主題。技術變化、需求偏好變化及體制的變化必須不斷派生結構調整的要求，即使在後工業化經濟體美國、日本及歐盟也都存在結構調整問題。
我們必須始終抓住這個重要問題，不能放鬆。同時，對結構調整問題要動態地分析而不能使之靜態化，任何結構合理的經濟都只能是一種相對的短暫的平衡，而結構不合理則是長期的絕對的趨勢。”
在本世紀初，劉鶴在文章中引用了朱鎔基總理的一句話來說明自己的觀點，“朱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說過一句話：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不調整結構就不能再發展的程度了。這話說的份量是相當重的。所以從大的格局來看，“十五”應該說是一個結構調整期。
整個增長的基調將從數量擴張轉向追求品質、效益。那麼結構的調整所涉及的不僅是我們經常說的那些大的概念，實際上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次調整；對每一個機構來說，都是一次調整；對每一個產業來說，都是一次調整。”
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中國經濟逐漸步入新常態，結構性問題更成為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在1月24日的達沃斯論壇上，劉鶴在講話中提到“一條主線”，“就是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在於供給體系難以適應需求體系的變化，供求之間存在結構性偏差，需要及時調整。
因此，通過改革提高供給體系的品質，是我們實現高品質發展的基本路徑。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階段性重點是‘三去一降一補’，就是在生產過剩的領域‘去產能’，在房地產領域去掉多餘的庫存，降低過高的杠杆率，在全社會降低成本，在整個經濟結構中補上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給體系的適應力和創新性。”
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失衡的表現及原因
1.需求結構失衡根源在城鄉結構
城市化在中國發展進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城市化是工業化的載體、市場化的平臺和國際化的舞臺。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轉向城市成為市民，是消除二元結構的根本出路，也是擴大國內需求的主要依託。城市化派生的投資和消費需求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中國的內需不足的原因在於城市化不足，“目前我國的城市化率為30%多一點，而工業化率達到52-53%，二者之間相差20個百分點。正是由於這20個百分點，才造成農民收入低、農村勞動力人口過剩，製造業產品沒有空間，同時也阻礙了中國的重大改革無法推進。因此，“十五”期間需要著重進行調整的結構之一就是城鄉結構。”
同時，也正是城市化的發展，使得消費需求同供給之間出現了斷裂。隨著人口農村向城市的轉移，“我國居民消費重心正由食品、服裝和一般家用電器轉向高檔、大宗耐用消費品（當然包括住房）。”
消費偏好變動的大趨勢是，“恩格爾係數繼續下降；相當一部分千元級耐用消費品需求飽和；服務性和交際性消費需求增加；住房及關聯產品需求旺盛；汽車需求逐步擴大。”
不僅對於商品的需求在發生變化，對於公共服務的需求也在發生變化，“現存的社會資源配置特別是教育、醫療資源配置條件下，具備資金、知識條件的群體大量湧進大城市，這使其進入門檻越來越高。
特別是土地資源有限而購房需求旺盛，使大城市住房價格快速上漲，交通基礎設施和教育衛生條件也難以適應城市人口密度的急速提高。
比如：北京、上海的平均房價正在向每平方米2萬元邁進，目前還看不到有大幅下降的任何跡象。雖然大城市就業機會多，但生活成本高，農民工在新的發展機會和保證生活品質之間的選擇困難，政府在接納可以提供邊際高產出率的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務之間面臨兩難選擇。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著城市發展進程。”
2.供給結構失衡根源在產業結構和制度結構
服務業，高端製造業和新興資訊產業是我國產業結構中的短板。
對於服務業發展不足的現象，劉鶴曾這樣描述，“在通貨緊縮的1998年，服務業價格指數仍然上漲了10.1%。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出現了新的“短缺”，這就是服務不足。
與此同時，家庭支出用於服務業的比重正穩步擴大……然而，供給方的反應卻明顯遲鈍……若以不變價表示，服務業的比重還在下降。”
“在產業層次，出現了新的結構性短缺現象，現在中國還沒有完全克服全面短缺，只不過短缺的內容不一樣。現在的短缺主要是服務業。用1998年的資料同1990年相比，工業的比重從37%上升到了47%，而服務業的比重下降了6-7個百分點。
目前，中國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比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準低30個百分點，比中低收入國家的平均值低20個百分點，我們的金融、保險、旅遊、諮詢、教育、醫療等等，以及為市場體系建設和配套的服務業是短缺的。因此，要調整的第一個重大結構比例就是全面發展第三產業。
1998年，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下降4.1%，工業品價格下降4%，而服務業的價格指數上升了10%，這說明服務業的供給仍不適應人民生活的需要。”
對於製造業和新興資訊產業的問題，劉鶴也很重視。他以汽車工業為例，闡述了行政壟斷對新產業發展的制約.
“汽車工業發展的教訓，政企不分的辦法，不利於汽車工業競爭力的提高和規模經濟的形成。與行政壟斷相對應的是外部交易的內部化推動新經濟發展和建立政府的資訊化平臺應該廣泛地進行招標，使最優秀的力量能夠進入這個領域。
但是，由於行政壟斷的存在，這些項目的承擔者，都交給了內部水準比較低的部門來做，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我們正面臨著新一輪的低水準重複建設。
更令人擔心的是，發展新經濟的本意是通過發展新經濟促進體制改革，但如果這種現象繼續延續，很可能產生一個我們不希望看到的結果，就是新經濟的發展強化舊的體制。”
他還指出，我國存在著“制約我國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兩個瓶頸”，就是說，“一個是隨城市化加快而引起的基礎產業供給瓶頸，另一個是高消費導致的技術供給瓶頸。第一類矛盾不解決，基礎產業的缺口得不到迅速有效的彌合；後一類矛盾不解決，我國的產業關聯就會始終處於層層斷裂的狀態，就會失去經濟增長的動力源。”
結構性問題必須以結構性調整應對
1.產業結構調整：打破壟斷以促進服務業等產業發展，以企業家精神振興高技術產業和資訊產業
服務業發展必須打破壟斷，“現在，在金融、保險、醫療、教育、諮詢、旅遊等方面，存在著嚴重的進入壁壘，現行的一些公共政策正在阻礙正常的價格競爭，所以造成了這種短缺。因此從另外一個角度講，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空間就在服務業，而解決增長的問題的關鍵就是反壟斷。”
特別的，要在金融業打破壟斷，“促進形成有競爭性的商業銀行體系，逐步打破大銀行的壟斷，引導銀行之間的利率、服務和新產品競爭；促進投資性銀行和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支持形成產業投資基金和相互基金，為居民投資提供專業化服務；加快和支持保險業的發展，鼓勵正常的競爭，反對壟斷，擴大保險業的投資機會，完善其競爭秩序和規則。”
製造業發展必須打破壟斷，“鼓勵競爭，對那些可能形成市場壟斷的產業組織主體進行監督，放鬆進入壁壘，消除可能藉以形成壟斷的客觀因素，不斷調整市場結構，使之處於比較符合產業發展屬性並保持消費者利益的競爭狀態。”
高新技術產業，尤其是資訊產業，更要防止壟斷，形成良好的競爭環境，早在上世紀末，中國資訊產業方興未艾之時，劉鶴就高度重視資訊產業的市場化競爭環境構建，“電子工業的發展也不能走封閉的模式，要強調面向市場，放開搞活……建立市場秩序，提倡競爭，反對壟斷。”
劉鶴高度重視熊彼特增長和羅默增長模式對中國借鑒意義，希望要用企業家精神振興高技術產業和資訊產業。
劉鶴引用熊彼特的一句話說明企業家的重要作用，“經濟的真正動力階層在於企業家，他們把新的思想、新的技術，通過新的組織形式和新的制度投入市場，並且不斷地開拓市場，這樣使得經濟得以發展。”
他指出，決定資訊產業發展的三個定律之一就是比爾蓋茨定律，“比爾·蓋茨是為大家所熟知的企業家，他認為一個企業成長的速度取決於企業家創新的理念和企業家創新的心態，也就是說在今後的網路經濟時代，對一個企業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不斷地開拓、不斷地創新。
在資本市場上可能就是要有這樣一種人，這種人做為市場的領導者，要不斷地講出新故事，推出新的概念來。如果把三個定律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出，在知識經濟時代，年輕的企業家不斷產生新的思想，通過不斷擴大國際互聯的覆蓋範圍，使全球經濟在技術更新加快、價格不斷下跌的條件下快速發展。”
他呼籲，“中國應像尊重科學家一樣尊重企業家，給其以應有的回報，這樣才能培養出一個企業家階層。”
對於企業家階層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劉鶴給出了這樣的看法，“在發展的初期，市場體系並不存在，企業家階層也軟弱無力，政府在培育市場和促進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政府和市場這兩隻手的關係逐步發生變化，企業家階層開始成長並且發揮重要作用。
這是具有制高點意義的問題，各個高增長的地區都有一個善於引導的政府，雖然發揮作用的方式很難用同一個公式表述。改革後的稅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競爭關係，明智的地方政府為了實現增長，更加重視發揮企業家的作用，這是詮釋中國出現高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今後的挑戰可能恰恰來源於這個環節。”
2.制度結構調整：以進一步開放促進服務業等產業發展，以完善產權激勵企業家
劉鶴高度讚揚了開放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的巨大作用，“中央政府堅定地放棄了閉關鎖國路線，幸運地抓住全球化加快發展的歷史機會，毫不猶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過程是漸進和務實的。
從開放思想和理論的傳播、新產品的引進、對外貿易的擴大和利用外資的拓展，然後到全面對外開放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放使中國及時利用了人類社會發展經濟最好的實踐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國加入全球化的分工體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中國發展的重要結論。”
他指出，對於開放，有兩種看法，“一種是放開一般，保證重點，國家保護，國家關稅有期限地支持，國家貼息等。第二種是全面參與國際分工，尋找到我們的比較優勢，使中國用新的辦法、通過市場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為21世紀初期全球終極製造產品的生產基地。我們比較傾向第二種做法。”
在1月24日的達沃斯論壇上，他再次向世界宣佈，“我們要繼續推動全面對外開放，加強與國際經貿規則對接，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擴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對外開放，創造有吸引力的國內投資環境。我們堅信，開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動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必要條件。”
企業家精神的蓬勃發展，企業家創新的巨大活力，需要完善的產權制度進行保護，“由於資訊產業發展的核心在於知識和人才，因此在推進資訊化的過程中，要加快制度創新和體制改革，如鼓勵競爭打破壟斷、保護智慧財產權、建立激勵機制等”
他認為，務實的產權制度，在過往的中國經濟奇跡中起著重要作用，“以漸進的方法引入競爭機制，並且逐步健全適合國情的產權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國的獨特之處。在學院經濟學家圍繞產權和競爭激烈爭論著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區域之間，中國找到了現實存在的灰色區間，在市場化這一根本問題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
劉鶴認為，產權是一種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硬的基礎設施，包括供電、供水、供氣、交通；二是軟的基礎設施，包括法律、制度等，也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
‘十五’期間，重點應放在軟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建設上。……關於這一點，這裡有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微觀的公司治理問題，這是整個經濟環境運行中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最新的研究成果證明，公司的治理結構是一個宏觀的增長命題，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最近的研究結果表明，凡是一個國家公司治理結構、產權關係比較明確的，外資就進入，儲蓄就能比較有效地轉化為投資，這個國家就能享受比較高的增長率，而如果不然，整個資訊披露系統和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股東特別是小股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外資就不敢進入。
所以這個問題可能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實質問題就是產權的界定和股東利益的保護。”
在未來的改革中，進一步完善產權制度也是核心任務之一，“中國還應該加強以產權保護為中心的法律制度建設，改革目前不利於產權保護的成分，並且在發展、公平和效益的基礎上解決好歷史上遺留的‘舊賬’。”
在達沃斯論壇上，他也談到這個問題，“我們要堅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針對突出矛盾，保護產權特別是智慧財產權，充分發揮企業家的重要作用。”
3.城鄉結構調整：合理有序推進城市化
城市化不是簡單地建造工程問題，需要系統地考慮，“‘十五’期間需要著重進行調整的結構之一就是城鄉結構。在這個問題上，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城市化過程中，究竟是發展大中城市，還是發展中小城鎮，二者孰重孰輕……城市化究竟是什麼意思？現在有一種誤解，認為城市化就是建城市，實際上城市化是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
在這個轉移過程中，就需要對土地制度進行重新的鑒定。農村的人口進入城市後，需要進入城市的社會保障體系。他進入城市後需要就業，需要尋找、搜索就業的市場，所以城市化實質是市場化的過程。我們應用大力發展市場體制的辦法發展中國的新城市。”
要尋找城市規模的平衡點，使得大城市和小城市有序協調發展，“大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轉移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沒人去’的情況表明，中國城市化模式面臨如何確定均衡點的難題。在一系列複雜變數中，就業機會和價格剩餘之間的均衡，是決定中國城市化模式的基礎性供求變數。
說得更簡單一點，這個均衡點就是農村轉移人口個人資產負債表的平衡。平衡表的左邊是在城市工作的收入預期，右邊是由住房、教育和其他支出構成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儲蓄結餘和自我尊嚴等社會心理指標……
但中國目前的情況是，由於對城市生活的嚮往和認同，即便個人資產負債表失衡，支出大於收入，仍然有大量的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溢出，一部分人則成為個人資產負債表失衡的城市不穩定性新社會群體。這時，通過城市化均衡模式的創造，實現轉移人口收支平衡，進而在社會穩定狀況下有序引導城市化健康發展，就成為極其關鍵的因素。”
劉鶴認為，城市網可能是較理想的發展狀態，“‘城市網’是均衡發展理念下的城市化模式，即通過現代化的交通、通信體系，把一個區域內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鎮整合起來，形成城市網路，通過城市間基礎設施一體化實現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
這樣既能夠實現大城市的規模效益，又可以避免單個城市盲目擴張帶來的大城市病，既可以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又可以避免小城鎮缺乏就業機會的現象。
在這一模式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更多提供市場和就業機會，而中小城鎮側重為轉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這樣的模式安排使市場行為主體、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可以實現預期目標：個人收入增加、公共服務職能優化和國家發展戰略順利實施。”
世界粵菜廚皇協會［World Master Chefs Association for Cantonese Cuisine＂WMACC＂］是一個以弘揚粵菜文化，搭建國際廚藝交流平臺，提高粵菜烹飪藝術水準為宗旨的國際性組織，於2015 年11 月在香港註冊成立，發展至今，加盟成員機構已近50 個，覆蓋了歐、美、亞、澳等四大洲。並先後成立中國區總會、馬來西亞、荷蘭、澳大利亞、加拿大及香港等分會，而新加坡分會亦已於2023年7月正式成立，現共有7個分會。 粵菜師傅遍全球，幾乎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粵菜的影蹤。協會的使命正是向全世界弘揚粵菜文化，並搭建交流平臺。協會通過每兩年一次在世界著名城市舉辦的「世界粵菜廚皇大賽」，交世界朋友，溝通和交流最新業界資訊，推動粵菜文化的發展。 2015 年在廣州、2017 年在香港、2019年在澳門分別舉辦了首三屆大賽，第四屆賽事因環球疫情延至2023年，於2023年9月4至7日在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巿順利舉行。而2025年第五屆賽事已訂於中國廣東深圳巿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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